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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考察我国宪法关于科学研究自由的规定，恰好完整的囊括了这三方面：第一，第47条第一句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要求政府承担消极义务，政治权力不得任意干预、限制科学研究自由。
但是，《食品安全法》（2009）并未对如何备案、备案机关责任何在、两类企业标准的备案有何不同等问题提供清晰无疑的规则。确实难以想象，对于如此众多的申请，实质性审查工作如何才能完全有效地展开。
正因为立法保持沉默，解读者才会出现看似前后矛盾的认识。[21]请关注实践中为迎和市场某些人群的口味需求而在备案的企业标准中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况。(参见：龚志，周晓萍.2010年新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调查分析[J].疾病预防控制通报，2011(4):85.) [22]例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2009年6月30日)第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二)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2]《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2012年6月23日，国发[2012]20号)宣布：严格责任追究。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食品安全 企业标准 。
因为，该观点持有者同时认为，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只是形式备案，只要食品生产企业按照相应的备案办法申请备案，卫生行政部门即可依法备案，无需对备案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2}。(参见：刘晨光，富琪.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发展与适用[J].上海食品药品监管情报研究，2009(8):11-16.) [15]例如，根据《湖北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实施办法》(鄂卫规[2011]6号)第12条的规定，企业标准备案前，企业应当组织专家对其制定的企业标准进行评审，专家组应当由科研、生产加工工艺、营养与食品安全、品质控制等各方面人员组成。（二）大众宪法的复兴 从实体权利的维度讨论宪法解释仍然是核心环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德沃金否定机械的解释方法，提倡用整体性的政治伦理解释来制约法官的先见。事实上，大法官们对于宪法解释权的划分问题已做出了许多尝试。部门主义者则认为宪法不仅仅是一般法（Ordinary Law），而是一种在常规的法律体系之外的特殊种类的基本法（Fundamental Law）。如果说大众宪政的思潮打破了美国宪法司法审查的神话，那么部门主义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和功能层面的建设构想。
伴随着这一对矛盾的此消彼长，宪制左右摇摆。这样的论述为立法和行政部门不遵守司法判决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甚至鼓励这种相互冲突的宪法解释互动。
东来：《凭什么独立的法官比民选政客更有权威》，载《读书》2003年第10期。四、部门主义的批判和发展 部门主义这种极端观点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宪政秩序和传统宪法学概念的颠覆，因而很难在学术上获得广泛认同，也激起了学者在法概念与法规范分析领域的强烈反击。[6]由此产生的大众宪法（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浪潮则把这种反对司法至上的观念推广到极致。而二战后库伯诉亚伦案中最高法院对其宪法解释权的终局性做出宣告后，另一波反对声势被激起。
虽然这种意见并没有成为国父们的主流意见，他们从司法权的自然性质分析，更倾向于认为司法机关应当是宪法最有威信的阐释者，从而埋下了司法至上的种子。总统、国会成员、联邦法院法官都受到宪法的约束，甚至皆有维护宪法的誓言，而他们各自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需要用到其自身对宪法的理解，而这种理解通过他们的公权行为又会影响宪法在运行中的实际意义。同样，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为了使法律能够更好地制定或实施，也可以在行使其职权的过程中解释宪法。他所号召的公众参与愈发容易陷入无序的集体无意识状态。
国会在立法以及对行政权的监督过程中要涉及对宪法问题的解释。（五）功能层面——如何分配宪法解释权 部门主义的核心主张是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模块均有解释宪法的权力，那么接下来在功能的分配上，必然将会面对三者解释权相冲突甚至是相对抗的问题。
[25]如果用一般法的框架体系将宪法锁在法律帝国的疆土中，那么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分支便只能听任司法裁判来左右国家的运行和权力的分配。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解释权的产生和运行也是一个不断的博弈中的政治过程。
在本文所涉及文献中，Mark Tushnet教授的译名有图施耐特和马克•图什内特，为统一表达，正文部分将使用图什内特。部门主义逃脱不了这种人民意志来源的证成——这是司法至上难圆其说的软肋，当然这并不是它唯一的合法性来源。部门主义更多的是在宪法解释界限的划分和权力的分配中增加了社会实证的动因，从而在方法论领域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五、从方法论上重新审视部门主义 （一）对宪法解释权视角的转换 一直以来，我国学者在理解美国宪法解释体制的时候，倾向于预设普通法院作为宪法解释唯一的机构，这种普通法院进行的违宪审查模式也成为宪法学中的一个典型范式而为人所熟知。[34]由此三权分立又会因为失去平衡而陷入混乱了。而在美国独立后，随着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国家复杂性的升级，一方面使司法机关解释宪法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也使得大众宪法开始向部门主义过渡。
这样的论证打破了宪法解释这一概念的规范类型，并将其推广到所有政府机关的一般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解中。事实上美国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也大量地使用了功能主义的方法去促成分权制衡的状态，使国家权力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成为宪制稳定和宪法实施的必要条件。
三、部门主义的理论光谱 （一）价值层面——人民如何运营自己的宪法 部门主义的价值观，集中在民主与法治的价值博弈上，往往成为讨论民主含义、诠释人民意志的指引，成为宪法解释方法的基础。而另一部分学者通过对美国宪法传统的论述，对法院宪法解释权展开了彻底的批判，号召复兴宪政领域人民意志的大众宪法开始具有广泛的影响，相对激进者诸如马克#8226;图什内特（Mark Tushnet）甚至认为法院只是政治趋势的追随者，丧失了其作为宪法解释者的作用，主张代之以政治过程的理性实践[17]。
奥巴马政府近年来就人权保障问题上，所做的一些谨慎而富有成效的言论和行为大多保持了功能主义的界限，也很好地参与了宪法意义的构建。部门主义则努力通过论证为这三个层面搭建一个结构清晰的桥梁，将宪法的代理人由法院的独揽，推广到行政和立法机关，随后用民主的逻辑将之与人民意志相连。
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宪法解释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我国基本的政治现实和宪法原则。部门主义将非司法的权力分支均纳入了宪法运行的框架中来分析宪法解释问题，为宪法实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这种视角以宪法解释主体而不是解释方法为中心来分析问题，将立法、行政机构的行为定义为另一种宪法解释，这种创新的架构对现实有具有出乎意料的解释力，同时也很好地回应了对于法院民主正当性的质疑。另一方面，反驳者认为部门主义的观点赋予了行政和立法权更多的内容，使得权力更容易被滥用。多恩•约翰逊曾在美国司法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任职，因而对于现实的权力运作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
[8]而美国宪法解释的部门主义则指的是除了法院外，行政、立法的权力分支也具有独立的解释宪法权力的理论学说，属于一种非司法的宪法解释论（nonjudicial constitutional intepretation）。（三）宪法解释体制的立体化 如果把规范意义上法院的宪法解释、权力运行意义上政府机关的宪法解释和一般理解意义上所有公民的宪法解释进行叠加，就会得到一个立体化的宪法解释机制。
企图在宪法文本对立法、司法、行政的分权框架之内，使三者分别独立的在其宪法划定的权限范围内独立地行使宪法解释权。然而从法院宣称其为宪法的掌舵者伊始，法院依据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的平等保护、商业条款等等对社会经济立法进行的严格审查不胜枚举，将宪法视作形式主义的普通法律而展开理性分析的模式盛行。
所谓政治是修改宪法的地方，法院才是解释宪法的地方。但以杰克逊、林肯、罗斯福等为代表的诸多美国总统也每每表现出对于法院排他解释宪法权力的不满，他们以人民的意志为据点，通过言论反对法院解释权威，也通过否决权、法官任命权等权力的行使，表达着与法院相悖的宪法观点。
也用这一理论划定了法院通过宪法解释影响公共政治政策的效应和边界，解释了政府因为反对个案中司法至上主义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影响而实施的反对措施。以此区别不同权力分支在不同领域内的解释权威，从而消除部门主义宪法解释陷入混乱的可能。同样，各方政治力量在权力的动态对抗中对这一问题也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德沃金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
部门主义者并不倾心于哈贝马斯式公众参与的组织设计，也无法赞成陷入直接民主的混乱，而是期许于代议制民主和三权分立制度所带来的原始框架，意图将宪法解释权视为一种中性的公权力，而由各个权力分支在行使自己宪法职责的过程中分别独立的履行。[33] 学理上批驳部门主义观点的代表是拉里•亚历山大（Larry Alexander）和弗莱德里克•绍尔（Frederick Schauer），他们认为，法律解释权的归属不是源权力的问题，不遵守法院的宪法解释的也不符合分权制衡的要求，从法的安定性和确定性分析，宪法解释需要一个解释的权威（Constitutional Interpretive Authority），而这是部门主义的观点所不能解释的。
注释: [1]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1803). [2] Brown v. Allen, 344 U.S. 443 (1953), 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 but we are infallible only because we are final. [3] Cooper v. Aaron, 358 U.S. 1 (1958), The Supremacy Clause of Article VI made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and Marbury v. Madison made the Supreme Court the final interpreter of the Constitution. [4]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97页。[32]与司法克制相类似，鲍尔森由此提出了行政克制的概念，主张通过分权制衡的自我约束来防止权力的滥用。
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对于部门主义的构想已有了论述，托马斯•杰斐逊曾在其信件中提到：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均有权决定自在宪法权下的职责，而这种决定权不需要参考其他权力分支对于同一问题的意见。总统是否有权拒绝服从其认为不正确的司法命令？是否有权拒绝执行其认为违反宪法的国会已经通过的法律？总统与国会在履行宪法所规定的职权的过程中是否也在解释宪法？如果立法、司法、行政三个分支均在实际上解释着宪法，那么谁的宪法解释最优？三个分支对宪法的解释是协同、竞争还是根本相互独立？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即催生了部门主义（Departmentalism）[7]对大众宪法的改造和对司法至上（Judicial Supremacy）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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